從“空談誤國，實干興邦”說開去
“空談誤國，實干興邦”是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時提出的要求，二十年后習近平總書記再度提起這一要求。
我們知道，“空談”的反義詞是“實話”。說實話，是做人的起碼要求——當老實人，說老實話，辦老實事——被概括為“三老”的大慶精神就是好的論據(jù)。
既然如此，為什么總有人不喜歡說實話呢？
魯迅先生在《立論》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：一家人家生了個男孩，滿月時抱出來，給大家看。一個說：“這孩子將來要當官”，一個說：“這孩子將來要發(fā)財”，于是這兩個人得到了大家的贊賞；一個說：“這孩子將來要死的”，于是他得到大家合力的痛打。面對著“說要死的必然，說富貴的許謊。但說謊的得好報，說必然的遭打”的局面，如果“既不說謊，也不遭打”，那就只好這樣說了——“啊呀！這孩子呵！您瞧！那么……。阿唷！哈哈！Hehe！he，hehehehe！”
這是一則寓言，而歷真有這種事——魏晉時代，清議名士的激進言論逐漸遭到執(zhí)政者的嫉恨，孔融、禰衡等相繼被曹操設計害死。晉代以后，由于司馬氏是通過不正當方式取得的政權(quán)，皇家便不允許這些自命清高的名士們對朝政指手劃腳，于是，那種談論政治的風氣逐漸演變?yōu)閷Ｕ勑淼那逭劇?/p>
空談是輕松的：只要“空談大義”就可以了，既不用“勞神”，又不必“勞形”。清談或者空談又是安全的：既不會因此丟官罷職，也不必殫精竭慮，經(jīng)營實務；——何樂而不為呢？無怪乎“先賢們”可以從魏晉南北朝一直“空談”到今天了。
因此，徐世平在《空談誤國與清談誤國》中疾呼：“今天的中國官場，是不是確實存在假話空話之風呢？看看我們的會議，看看我們的發(fā)言，看看我們的報紙，看看我們的文章，空話確已成為一大時弊�！�
與“空談”對應的是“實干”。
為什么要“實干”，這個問題人所共知，關(guān)鍵是如何去實干。
首先要具備憂患意識，因為憂患意識是實干的動力和前提。
其次要具備創(chuàng)新意識，要有“敢為天下先”的精神。
另外，還必須具備宗旨意識和使命意識，因為我們必須清楚我們黨的宗旨是為人們服務的，我們必須清楚共產(chǎn)黨人必須始終保持為人民鞠躬盡瘁、死而后已、求真務實、艱苦奮斗的政治本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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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談言與行
人們也常贊美某人“言行一致”，鄙視某人“言行不一”，可見言與行之間關(guān)系緊密。
簡言之，言是行的先導；行是言的實踐；言不是空泛的言語，而是我們真實情感和思想的表達；行不是死板的機械運動，而是道德指導下的正確、規(guī)范、堅定的前進。言與行的配合，追求的應是相得益彰。
言而有信，是做人的起碼要求；言而必行，是走向成功的必要條件；言行一致，是我們必須追求的方向。
有的人，喜歡“言”在“行”前。豪言壯語，意氣風發(fā)，一派志在必得，胸有成竹的氣勢，但是，卻常常有言無行，使人只聽到“雷聲”卻不見“雨點”；或是眼高手低，行動能力低下，落得個尷尬的結(jié)局，留下笑柄。這一類喜言少行的人可謂是重形式輕內(nèi)容之徒，亦或是自負自傲之流了。
我們都知道，言與行的辯證關(guān)系，如同水與桶的關(guān)系：空氣如言行如水，而只有當桶中的水愈來愈多時，桶才會變重。仲永、趙括、馬謖，哪一個不是質(zhì)地優(yōu)良的“桶”呢？只可惜這樣的桶是裝不了水的！列寧把這種人稱為“語言上的巨人，行動上的矮子”。
有人卻常常是“行”在“言”前。他們行動前悄無聲息，默默無聞，只有孺子牛的干勁，卻沒有沽名釣譽之心思，待正果修成，事物圓滿之后才放出言論，或仍是一言不發(fā)，只留待他人評說。這一類喜行少言的人可謂是實干家，腳踏實地，處世認真，他們的“言”可算是一字千金，貨真價實。
毛澤東主席為兩個女兒取名李敏、李訥，大抵是希望自己的女兒長大要做多干實事、少說空話。當然還有一些人，既“言”又“行”。他們志向明確，意志堅定，態(tài)度認真，行動踏實，言行一致，言出必行。這當然是我們的楷模，是我們每個人追求的方向了。還有一些人，他們既不“言”也不“行”，毫無進取之心，冷眼觀世界，懨懨欲睡，一副老朽垂死狀，漸漸進入行尸走肉的狀態(tài)中。這類人只能被認為是在慢性自殺，消極沉淪。
大千世界，蕓蕓眾生，不同的人對于“言行”都有不同的理解，不同的注釋。從一個人對待“言”與“行”的態(tài)度就可以看到他對于生活的態(tài)度和對生命的理解，也就能看出他的人生的成敗與否。
然而，還有一些人，則是滿嘴的漂亮口號，而行動上卻是骯臟至極。大家稱之為“滿嘴的仁義道德，一肚子男盜女娼”。嘴上喊著“打黑”，孰知他比任何人都黑；嘴上說著“肅貪”，孰知他貪得比誰都多；嘴上嚷著“法制”，孰知他竟在公開玩“法”。
《禮記》有云：“口惠而實不至，怨災及其身�！敝v的就是這種人的行為和下場。
一位落馬的高官曾這樣說：“如何使自己的人生更有價值，退休之后無愧于心？我看，好的辦法莫過于為老百姓多辦些實事。”聽罷，令人動容；再看看他的行為，令人不寒而栗。無怪我們的至圣先師也要感慨——“始吾于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，今吾于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�！狈g過來，就是“當初我對于別人，是聽到他的話就相信了他的行為；現(xiàn)在我對于別人，是聽到他的話還要觀察他的行為”。
說話要有信用，信用是靠你的做法你的行為打造出來的；只說不做，別說他人信不過你，恐怕連你自己也不會相信自己吧；說一套做一套的人，自古至今，令人鄙視；而既不說也不做的人，乃是只會吸入氧氣呼出二氧化碳的行尸走肉。
年輕的朋友，相信你我都會找到自己正確的選擇。
說創(chuàng)新
魯迅在《拿來主義》的結(jié)尾處指出：“沒有拿來的，人不能自成為新人，沒有拿來的，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�！�
記得讀書時，老師曾說：這句話告訴我們“拿來”的作用，你們說說看，“拿來”有何作用。當時我便大聲的回答：“創(chuàng)新！”我的回答深得老師的贊賞，其實我知道我的理由很牽強——這一節(jié)出現(xiàn)了四個“新”字，當然是要談創(chuàng)新了。
現(xiàn)在想來，人類社會從低級到高級、從簡單到復雜、從原始到現(xiàn)代的進化歷程，就是一個不斷創(chuàng)新的過程。不同民族發(fā)展的速度有快有慢，發(fā)展的階段有先有后，發(fā)展的水平有高有低，究其原因，民族創(chuàng)新能力的大小是一個主要因素。
與“創(chuàng)新”相反的是“墨守陳規(guī)”、“因陳守舊”、“裹足不前”，與“創(chuàng)新”同一方向的是“開拓進取”，是“思想解放”，是“日新月異”。劉禹錫的“沉舟側(cè)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”，生動形象地揭示了“創(chuàng)新”的內(nèi)涵。
每個人都要創(chuàng)新，每個國家都要創(chuàng)新，我們?nèi)祟惗荚趧?chuàng)新，因為創(chuàng)新意味著改變，意味著推陳出新、氣象萬新、煥然一新。
雖然創(chuàng)新意味著風險，但我們知道從來都說一份耕耘一份收獲，而創(chuàng)新的付出卻可能收獲一份失敗的回報。創(chuàng)新確實不容易，所以總是在創(chuàng)新前面加上“積極”，加上“勇于”加上“大膽”。
既然如此，我們該如何去創(chuàng)新呢？
首先，是要有好奇心。試想，如果一個學生僅僅記住了老師講的知識，只記憶書本上的知識，是遠遠不夠的，應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的基礎上，勇于探索，善于創(chuàng)新。這就要求教師努力引導和培養(yǎng)學生的好奇心理，這是喚起創(chuàng)新意識的起點和基礎。
第二要有興趣。我國偉大的教育家孔子說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�！敝挥懈信d趣才能自覺地、主動地、竭盡全力去觀察它、思考它、探究它，才能大限度地發(fā)揮主觀能動性。也就是說強烈的興趣是“敢于冒險、敢于闖天下、敢于參與競爭的支撐，是創(chuàng)新思維的營養(yǎng)。
第三要敢于質(zhì)疑。古人云：“學起于思，思源于疑”，講的就是這個道理。如果伽利略不曾質(zhì)疑亞里斯多德，如果哥白尼不肯質(zhì)疑“地心說”，哪有今天日新月異的科技發(fā)展？
第四要勇于探索。法國思想家帕斯卡有一句名言：“人是一枝有思想的蘆葦�！比酥愿哔F，在于他有一個能思考的大腦。思考的高境界是對事物充滿好奇，并能及時探索與創(chuàng)新，勇于發(fā)表自己的見解。
人需要探索與創(chuàng)新。如果沒有畢昇的改進，我們現(xiàn)在的造紙技術(shù)無法想象；如果沒有侯德榜的發(fā)明，中國可能現(xiàn)在還在進口外國的高價堿；如果沒有愛迪生近兩千次的實驗探索，焉能萬家燈火，流光溢彩？
寫到這里，我想以李克強總理的一段話作為結(jié)尾，那便是“國家的繁榮在于人民創(chuàng)造力的發(fā)揮，經(jīng)濟活力來自于就業(yè)創(chuàng)業(yè)消費的多樣性，我們推動雙創(chuàng)（即創(chuàng)業(yè)與創(chuàng)新），就是讓更多人富起來，讓更多人實現(xiàn)人生價值，有助于調(diào)整收入分配，創(chuàng)造社會公平，也會讓更多年輕人，尤其是貧困家庭的孩子，有更多上升空間�！�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