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絕句》
兩個黃鸝鳴翠柳，一行白鷺上青天。
窗含西嶺千秋雪，門泊東吳萬里船。
賞析
詩歌以一副富有生機的自然美景切入，給人營造出一種清新輕松的情調(diào)氛圍。此兩句，詩人以不同的角度對這副美景進行了細微的刻畫。翠是新綠，是初春時節(jié)萬物復(fù)蘇，萌發(fā)生機時的顏色。以“鳴”發(fā)，黃鸝的啼叫，給人一種輕脆，悅耳之感。早春時節(jié)嫩芽初發(fā)的柳枝上，成雙成對的黃鸝在歡唱，構(gòu)成了一幅具有喜慶氣息的生機勃勃的畫面。而黃鸝居柳上而鳴，這是在靜中寓動的生機，下句則以更明顯的動勢寫大自然的生氣：晴空萬里，一碧如洗，白鷺在這個清新的天際中飛翔，這不僅是一種自由自在的舒適，還有一種向上的奮發(fā)，這里用一個“上”字很巧妙。這兩句，以“黃”襯“翠”，以“白”襯“青”，色彩鮮明，更托出早春的生機初發(fā)的氣息。兩首句還寫到黃鸝的啼鳴，詩人對這幅生機盎然，絢麗多彩的早春圖像就分別從視覺和聽覺兩個角度進行刻畫，而這種有聲有色的手法，也增加了詩句的生機。再者，首句寫黃鸝居柳上而鳴，與下句寫白鷺飛翔上天，空間開闊了不少，由下而上，由近而遠，使詩人所能看到的、所能感受到的生機充盈著整個環(huán)境，這樣就再從另一角度顯出早春生機之盛。
第三句，“窗含西嶺千秋雪”，詩人憑窗遠眺，因早春空氣清新，晴天麗日，所以能看見西嶺雪山。上兩句已點明，當時正是早春之際，冬季的秋雪欲融未融，這就給讀者一種濕潤的感受，此句“窗”與“雪”間著一“含”字，表現(xiàn)出積雪初融之際濕氣潤澤了冬凍過的窗欞，這更能寫出詩人對那種帶著濕氣的早春生機的感受。而“西嶺”，正是詩人看到窗前初融的冰雪而想起草堂近旁的西嶺，想到西嶺山上的長久積雪，以西嶺上的千秋積雪代替窗上的殘雪，這就使所表達的意境更為廣遠。這就是詩人觀物寄情時物物相融的手法。另外，詩人從少年時就懷有報國的志向，在歷經(jīng)數(shù)十年的重重阻扼之后終于有重展的機會，多年戰(zhàn)亂得以平定，這與詩人看到窗前的融雪而想到西嶺，并以嶺上千年雪代窗上殘雪，進而給詩人以頑雪消融之感正好相聯(lián)系。但同時，詩人以這種感受，從另一角度來說明一種艱難：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而要融化千年的積雪則更為困難。于是，詩人在那淡淡的希望之中卻有著更深的憂慮。因此，這句就不僅僅是對窗前雪的描寫了，它有著更深的寓意，而這種對景物的體察，其實早在一二句就暗含其中了�！皟蓚�”、“一行”，數(shù)目歷歷分明，觀察仔細，不是因為內(nèi)心的輕松愉快，而是詩人要排遣那種長期受到閑置的愁悶意緒和百無聊賴的心情。這與《水檻遣心》中“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”與《曲江》中“穿花蛺蝶深深見，點水蜻蜓款款飛”對景物的體察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同樣以清新自由的景象表現(xiàn)心中百無聊賴的心情。
擴展閱讀：杜甫的詩歌
杜甫詩“有集六十卷”，早佚。北宋寶元二年（1039年）王洙輯有1405篇，編為18卷，題為《杜工部集》。錢謙益編有《箋注杜工部集》。楊倫說：“自六朝以來，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，陳陳相因，最為可厭。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，上憫國難，下痛民窮，隨意立題，盡脫去前人窠臼”。
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郁頓挫，憂國憂民，杜甫的詩被稱為“詩史”。他的詩詞以古體、律詩見長，風格多樣，以“沉郁頓挫”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，而以沉郁為主。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(zhuǎn)衰的歷史時期，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、政治黑暗、人民疾苦，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，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(zhuǎn)衰的歷史巨變，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，因而被譽為“詩史”。杜甫憂國憂民，人格高尚，詩藝精湛。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，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，比如“三吏”和“三別”；其中“三吏”為《石壕吏》《新安吏》和《潼關(guān)吏》，“三別”為《新婚別》《無家別》和《垂老別》。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，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，對后世影響深遠。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，詩中圣哲；民間疾苦，筆底波瀾。是現(xiàn)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。
擴展閱讀：杜甫的詩歌風格
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，是兼?zhèn)涠喾N風格的，元稹這樣評價杜甫：“至于子美，蓋所謂上薄風騷，下該沈、宋，言奪蘇、李，氣吞曹、劉，掩顏、謝之孤高，雜徐、庾之流麗，盡得古今之體勢，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。”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：“于是杜子美者，窮高妙之格，極豪逸之氣，包沖淡之趣，兼俊潔之姿，備藻麗之態(tài)，而諸家之所不及焉。然不集眾家之長，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。”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，從其名作《飲中八仙歌》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。主流觀點認為，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，語言精煉，格律嚴謹，窮絕工巧，感情真摯，平實雅談，描寫深刻，細膩感人，形象鮮明�！盀槿诵云У⒓丫�，語不驚人死不休”是他的創(chuàng)作風格。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，有學者認為是受到《詩經(jīng)·小雅》的影響，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(diào)，又與《離騷》相近。也有學者認為，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(tǒng)精神，司馬遷的實錄精神。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“人道主義精神”。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”。王安石表彰杜詩“丑妍巨細千萬殊，竟莫見以何雕鎪”的成就。陳善《捫虱新語》卷七：“老杜詩當是詩中《六經(jīng)》，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”。蔣士銓《忠雅堂文集》卷一《杜詩詳注集成序》亦稱“杜詩者，詩中之《四子書》也�！�
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，具有煉字精到，對仗工整的特點，符合中國詩歌的“建筑美”。另外，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(chuàng)新，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(chuàng)造性也是他文學創(chuàng)作的獨到之處。
